儿时的田文昌家庭算不上是小康之家，却也殷实。1957年，身为建筑工程师的父亲因为拒绝在不合格工程的验收书上签字而被打成“右派”。从此，家里的生活来源断了。父母曾靠卖茶水、冰棍来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计。
1971年，回城知青中的高中生全部被送进师范学校学习，田文昌选择了外语班。一年后，田文昌成为辽宁抚顺市一所中学的老师。在四年的执教中，除了数理化、美术，他几乎教授了中学开设的所有课程。时值大反师道尊严的年代，教师地位十分低下，微薄的工资难以赡养年迈的父母。
为了能多赚点钱养家，他决定和在矿井工作的同学交换工作。下矿井的工作虽然又苦又有风险，但收入却是教师收入的3倍多。学校不希望一个优秀的教师就这样离开而拒绝同意田文昌的调动申请。但田文昌没有放弃，四年后，在老同学的帮助下他进入抚顺市第一建筑公司成为了一名维修电工。后来，灾难降临在田文昌身上。在挖防空洞的过程中不小心的腰部扭伤，让他站不起来了。
整整两年的康复时间，当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中国的教育也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80年，高中肄业13年后，田文昌成为了一名西北政法大学的刑法学研究生，师从周柏森教授。可是入学之后，田文昌遭遇了更大的难题，他被查出得了甲亢，而且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阶段，需要长期住院治疗。病情确诊了，田文昌愁的是自己的学业。因为学校规定如果入学半年之内发现有病则可能被取消学籍。他选择向学校隐瞒自己的病情。田文昌找到主治医生，和医生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医生也被深深地打动了，同意他不住院，但“每周必须到医院复查，并且按时吃药”。一瞒就是三年，硕士毕业时他才向导师坦白实情。
田文昌因为为贪官以及黑社会辩护，媒体报道，民间传说，外界对他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现在我手头上的案子一般老百姓的并不少，就是因为我代理的几个案子本身太受到社会关注，所以才会给我这样的帽子。况且我接的这几个所谓的大案要案都是我百般拒绝而没有拒绝得了的。”田文昌为此觉得很无辜也很无奈。田文昌讲述了同意为黑社会老大刘涌辩护的过程。刘涌出事之后，他的家人就找到了田文昌。起初他并没有接，后来又几经周折找到了田文昌西北政法大学的校友，他才勉强接了下来。当时田文昌和他的同事两个人的代理费总共是20万元。关于为杨斌辩护更具有戏剧性。杨斌的亲友找田文昌先后持续了半年多时间，半年后他才同意接下这个案子。当时也万万没有想到杨斌案那么复杂，办案的过程中让田文昌觉得是最费神的一个案件。
一连串大案的影响力，找上门来的大案越来越多，争议声也越来越大。从而给田文昌带来的感悟也越来越深刻。“律师不是正义的化身，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来维护正义。”这句话已经成了田文昌的一个标签。与他所代理的案件一样也引发了不小的舆论。“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包括那些触动了法律甚至给社会造成巨大伤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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